黄  传  贵

   我是黄家医圈当代传人，一个与共和国同龄的人。欣逢盛世，国运昌盛，我在洒满阳光的时代幸福地渡过了几十年，我也在布满荆蕀与坎坷的人生道路上伴随着黄家医圈的命运艰辛地奋斗了几十年。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我总是不停地远征着、前行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远征的足迹也被历史的岁月渐渐磨平。然而，当我细细倾听，当我深深的凝望，这山川与国度之间依然掩映着我的身影与情感，凝固着穿越时空的理想诗篇。这是我刻苦学习、努力拼搏、不懈奋斗的身影；这是我热爱父母、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和军队的深厚情感；这是我继承祖传医理哲理，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超越现实、创造未来的光辉诗篇。

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一个文学家这样描写过我：“黄传贵是一个站在传统根基上，胸怀大志，谈论理论的人；一个站在民族的立场上，高举民族民间医药理论大旗、卧薪尝胆、奋发有为的人；一个几经风雨，在沉落起伏中，傲世独立、搏击风浪的人；一个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医药学、为解救千千万万患者生命而废寝忘食、呕心沥血、透支着自己生命的人；一个通晓黄氏医学哲学理论、悬壶济世、创造奇迹的人。总之，黄传贵是一个具有崇高人格与无限魅力的人。”这样的评价我不一定完全敢当，但是，我确是一名穿着军装、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废寝忘食地工作，把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为人民服务宗旨落实到黄家医圈“关爱生命，治病救人”的具体行动中，把解除患者痛苦当作自己的神圣使命的医务工作者。

医学世家  少年气象

我1949年7月出生在云南省巧家县小河乡的山堡村。这里背靠大药山，面向牛栏河，峰谷幽深，气候滋润。大药山海拔4041米，是滇东北最高的山峰。药山顶上，是一片上万亩的沼泽地，遍地长满茂盛的水草和各种药用植物。沼泽地有大小天然湖泊数百个，星罗棋布，中央有一个宽上万平方米、深不可测的龙潭(当地人称之为龙塘)。潭水清澈碧绿，一年四季水位不升不降；潭面平静，水波不兴，犹如一面硕大的明镜，蓝天白云和日月星辰映照其中，景色十分优美壮观。传说：如有枯草落叶被风吹到龙潭里，立即会天昏地暗，狂风大作，冰雹骤降。由于龙潭的神奇，在干旱的年份，当地四里八乡的百姓总是抬着猪羊到龙潭祭香求雨。祭香仪式完毕，推选一德高望重的老人往龙潭里撒三把米，整个药山周围就会喜降小雨，解除旱象。药山山腰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在方圆数百平方公里的大森林里，生长着数不清的亚热带植物，其中不乏灵芝、天麻等珍贵药材。这里还栖息着老虎、豹子、黑熊、羚羊、鹿子、野猪、狼、猴群、野鸡等上百种野生动物。药山脚下，满山遍野长满上千个品种的中草药材。人们形象地描述：在开满野花的山间，一脚踩下去都要踩着几种草药。药山是中国100座名山之一，现在这里已成为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

我的家就住在这百草丛生、遍地皆药的大药山脚下。方圆百里的人们都知道这里住着一户为老百姓义务治病的中医世家。——大石包黄家。据考证，我家的祖籍地是福建省邵武市，黄氏始祖黄峭山修建的“和平书院”至今仍完好地保留在邵武市和平镇坎头村，成为邵武市人民政府文物保护单位。史料记载：《黄家医圈》的创始人黄峭山生于大唐咸通十三年（公元871）农历四月初八。黄峭山自幼喜医习武，为人刚正不阿，以天下为己任，带领乡勇“斩木挈釜兴办义师，勇猛剪除伏莽盗祸，”征战叛盗战功赫赫，文韬武略名震天下，得到唐皇的赏识，官拜工部侍郎。但此时的唐王朝已经摇摇欲坠，倾覆已是大势所趋。而朝廷内宦官弄权，唐皇昏庸，朝政腐败，黄峭山倍感自己无力回天。于是，在唐亡之后，弃官归田，修身养性，兴办学堂，教育子孙，坚持为民行医，潜心研究医理，历经数十年之努力，终成“黄家医圈”理论。后因躲避战乱，黄氏先祖谭公一脉由福建迁徙至江西嫦娥大丘，再辗转来到云、贵、川交界的云南省巧家县大药山下行医。黄氏的医术一代一代传下来，到我已是第四十七个轮转的第八代。我一降生，爷爷和父亲就按黄氏医传家规和神奇的选择方式，被确定为“黄家医圈”的传人。

就在我四岁的时候，我的父亲黄昌伦就开始带我上山放养牛羊，教我识药学医。父亲拉着我的小手，走过一条条羊肠小道，爬上一座座小山，我时而望着那高不可攀的大药山和大山上倾泻而下的瀑布直发呆，时而又被从那茂密森林里窜出的野兔和小岩羊吓得惊叫，时而又欢天喜地、蹦蹦跳跳地去摘那漫山遍野的野花……然而，父亲却用严厉的声音叫住我，用严慈的目光望着我，要我去看牛、羊和马吃草，看它们吃什么，不吃什么。我一会儿就回到父亲身边，爽快地说：它们都在低着头啃草吃呢。我的屁股上挨了一巴掌，父亲叫我要守着牛马仔细地看。这回我看到，原来，牛马虽然都大嘴大嘴地从草地上拔起草来，但都边吃边又吐出一些来。我告诉父亲说：“牛马把草吃到嘴里又吐出一些来，是不是这里的草是苦的，不好吃？我们换个地方吧。”父亲看出我是个细心而又爱动脑子的孩子非常高兴夸奖我，并对我说：“不是这里的草苦牛马才吐出来，而是牛马能分辨出草有毒无毒。凡是牛马吐出来的草都是有毒性的草，人也就不能吃。今后要一样一样记住。”父亲告诉我：“在牲畜中，马辨别毒性的能力最强，要特别记住马吐出来的草。”从此，我特别注意观察马的行动，每天放牧时我就认真观察马吃草的特点。我发现马吃草总是一路向前，吃剩的草虽不是毒性草，拉它回来它也是不吃的。我还记住了马喜欢吃翻玉叶、地丁、白茅根、铁线草、竹叶、蒲公英，就是不吃马鞭鞘。而猪呢，除了吃马吃的草外，还吃车前草、兔叶草、吊杆麻，但不吃翻玉叶。我一边看一边记，还向父亲不断提出问题。父亲告诉我：“一是好马不吃回头草，小马与老马的习性一样；二是马从不吞食它自己不愿吃的东西，因此马很少生病。猪最爱乱吃东西，所以猪常生病，闹猪瘟。”父亲还给我讲了一条重要的规律：“马不吃而牛吃的植物是马药，如马鞭鞘；牛不吃，羊吃的植物是牛药，如牛克席；猪不吃而马吃的植物是猪药，如翻玉叶等等……”

我五岁时，父亲就带我到药山的空杉树、碑坪子、土地山、红岩弯子、蚂蝗沟、道回龙、吊水岩、漂水口等地的高山河谷，观察识别不同地带的植物，教我从不同的植物分布认识药草，记住各种植物的名称，区分各种植物的形态特征。父亲常常顺手采集一把药草，让我说出其名称及特性用途。父亲还在不同植物的叶片上做上记号，然后用力将叶片划开一道口子，吻合后让它留在树上，过七八天后父亲摘下那些叶片给我看，原来有的叶片划开的口子不见了，长得严丝合缝的，只是外表上有一道疤痕；有的叶片划开的口子不但没有合拢，而且叶片卷缩发黄。父亲告诉我：叶片划开后能合拢的植物可以治刀伤，可以接骨……

父亲就这样带着我，绕了这山转那山，在大药山这茫茫的草药王国中，一味药一味药地教，我就一味药一味药地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与家乡的山山水水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我记得房前屋后的每一颗树，记得哪座山上的药多、哪座山上的草茂……

六岁的时候，我开始读书。由于从小随父识药记药，我的记忆力很好，加上学习刻苦，成绩优秀。九岁的时候，父亲开始教我背药方。背药方可不像识药那样容易，全靠死记硬背。这时我才读小学三年级，还写不出药方中那些药名的深奥文字，更主要的是父亲不让我用文字记，说祖传家规只能用心记，不能用文字写出来，写出来就泄露了祖传的秘方，药就不灵了。因此，父亲教一个，我就得背会一个、记住一个。同时，我还要学号脉、下药。如果药方背不下得，脉号错了，我就得跪在父亲面前重新背记，直到记熟。学号脉时，父亲用红豆、黄豆、黑豆分别摆在三根麻线上，说三根麻线代表上脉、中脉、及下脉，三种豆分别代表脉动点。父亲将它们移动位置，向我讲解浮、沉、迟和数脉象的强弱、走向、快慢的配合规律。然后，又让我在父亲手上号脉，领悟各种脉象。在背药方的时候，父亲要我将背记药方的每一味药的名称与生长着的药、配制过的药的形象、味道联系起来。每当我背记一个药方时，脑海里就出现每一味药的枝干、叶片形状和花的颜色，以及配制后中药的味道和色泽。父亲的这种形象生动的传授方法，我非常喜欢，不但记住了很多的药方，而且我的三个手指号脉，也灵活自如，很快就掌握了各种脉象。

父亲对我要求非常严格，每天教的药方要当天背熟，月底要将全月所教的药方背出。每年的正月初一到十五的凌晨，我要点着香烛跪在自家的神位前，将全年所教的药方背给父亲听，进行年终总结考核。由于父亲传授有法，我刻苦学习，十三岁时读小学六年级的我就熟记了祖传的各种单方、验方、组方共3738个，单味药427种。我继承了“黄家医圈”的横单脉组、纵单脉组、交单脉组，及经络脉组和千步脉的诊断，父亲利用星期天和寒暑假期，带着我为老百姓看病，让我把学到的黄家医圈理论用于诊治疾病的实践，作现场实习。父亲让我先给病人号脉，讲解病情，配药方。然后父亲再亲自为病人复诊查验药物配方。若有修改，父亲总是要给我耐心讲解。小学六年级时，我已完全能代替父亲为乡亲们诊治各种疾病了。

六年级下学期的一天，我的四哥从家里赶到学校，说父亲病重，我向老师请了假十万火急地往家里赶。我的父亲病得很厉害，已经几天不沾水米，发高烧，说胡话，嘴里不停地叫着我的小名-“毛毛……毛毛……”我和四哥连夜赶到家。说也奇怪，当我走到父亲床前跪下留着泪叫了一声：“爹！我回来了”时，父亲突然清醒起来。这时，全家人都整整齐齐地站在了父亲的床前，父亲让母亲把他从床上扶起来，半卧半靠在床头。看见父亲坐起来，儿女们全都跪在父亲的床前，等待他最后的嘱咐。父亲喘着气断断续续但很清楚地说：“我要给你们再说一遍爷爷那年给你们留下的话，我的儿孙们，如果你们心里怀着一种新的光明，怀着一种为你们的同胞完成成某种伟大的梦，怀着一种为那些受苦受难的人减轻病痛的愿望，那么你们应该愉快地接受神灵所给予你们的另一种恩惠。你们要记住，为了黄家祖传圈论和医圈的神圣事业，我们必须把每一种自私自利的念头让牛兰江水洗涤干净。你们记住了吗？”“记住了，爹。”儿女们齐声答应着。父亲说完，让其他人都出去，只留下了母亲和我。父亲拉着我的手，抚摸着我的头说：“传贵儿，我教给你的3738个单方，其中有5个秘方，427种草药，要用到正道上，不许你用来找烟钱。如若不是这样，祖先不会饶你，我在阴间也不会饶你……还有15个秘方，我已交给你妈，等你年满30岁让你妈传授给你。你是我们黄家有文化的后代，黄氏的圈论和医圈要在你的身上发扬光大，黄家的希望就寄托在你的身上了……”父亲又拉着我母亲的手满怀深情地说：“忠秀，拜托你了……这可是黄氏家族的传家宝啊，你可千万要保住。只能传给贵儿，万万不能露给外人……”“那秘方可千万要保住啊……”父亲把该交代的都交代给了母亲，然后轻轻地叹了口气，眼皮紧紧地合在一起，咽了气。许久才从两只眼角流出两颗热泪，泪珠挂在父亲安详的脸上。

书生意气     草药飘香神医小郎中

1962年，十三岁的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初中。我脚穿草鞋，身穿毡褂，背着一床破旧的羊毛毡子步行100多华里，从大药山的东北面，来到大药山的西南面的巧家县第二中学读书。1960年兴建的巧二中还处于修建阶段，没有教学大楼，没有师生宿舍，更没有办公大楼、图书馆和实验大楼。解放前巧家县参议长卢肇堂的四合院旧房，就是这所山村中学的全部设施。当时又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条件非常艰苦。同学们的课桌是用两块木板搭在土基上，坐櫈用一块木板塔在土基上，四个同学坐一块木板，稍不留心土基垮塌，往往弄得人仰“马”翻。老师住的是集体宿舍。同学们住在楼板地上，离屋顶的瓦片只有两三尺高，大家都要弯着腰走进去。师生的伙食就更艰苦，老师每月供应半斤猪肉，学生每月只供应二两猪肉、一两香油，有一半左右的时间吃洋芋，其余的时间吃包谷饭，菜是白水煮萝卜叶子。每年的国庆节供应半市斤大米，算打一次牙祭。不少时间还吃不饱饭。许多同学从家中背来洋芋和炒面作为补充。每逢星期天，同学们就在学校附近的小山包上生火煮吃的，到处炊烟袅袅。不仅学习条件、生活条件艰苦，而且建校劳动还很多，每周有三个半天，同学们要挖土修球场，要背煤背柴，要为修建学校抬檀子和木板，要种校地，每年春秋两季还要到农村支援春耕生产和秋收秋种。在这种艰苦的环境条件下，不少同学跑回了家。我牢记母亲的教导：“要想有出息，就要吃得苦。”因此，我从不叫苦，从不怕苦，学校的建校劳动和下乡支援春耕秋收我都积极参加，抢重活干。十三岁的我个子并不高，但我从小在农村劳动锻炼，养成了吃苦耐劳的良好习惯，炼就了健壮的体魄。我在读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每星期都是自己背着30多斤重的烧柴和口粮、蔬菜，步行20多里陡峭的山路，从山上下到牛栏江边的小河小学去读书。因此，觉得在巧二中的这些劳动算不了什么。我在学习上更是发奋刻苦，每天早上天刚亮就起床到学校附近的小山包上大声朗读课文，背诵外语，晚饭后又到学校附近的小树林里看书。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考试成绩总是优秀。因此，我深受老师的关爱和同学们的信任，被选为班长和学生会主席。

我也有与众不同的地方，我比其他同学多了一个装满草药的布包，课余时间我就为老师、同学和学校附近的农民看病配药。因此，我成为同学和农民群众的知心朋友，大家不但喜欢我，还很尊重我，而且对我还有一种神秘感。同学们生了病，找我摸摸脉，看看舌苔，翻翻眼皮，我就能说出是什么病。同学们的一般头痛发烧、拉肚子，我就在附近山上扯点草药来就能把病治好。在当时缺医少药的大山里，我成了小有名气的“小神医”。黄传贵会医病，而且诊断疾病很准，拿药有不收钱的消息不翼而飞，很快在学校所在地的塘上村和近邻的发泥村、左脚村、荞麦地村、大园村传开了。每逢星期六、星期天，找我看病、求医拿药的农民逐渐地多起来。后来，每天中午和晚饭后也有人来找我看病求药。甚至上课时也有病人等着看病。这是实践家传医学的好机会。我看病拿药不收钱物，这是黄氏祖传医德不容改变的家规。但是得到我医治好病的农民，总是非常的感激，有时逢赶街天或星期天，十里八村的农民就给我送来煮洋芋、苦荞粑粑、酸萝卜，有的也送来核桃、板栗和红柿花（熟透的柿子）。这些东西是农民的一份情、一片心，根本不容我同意与否，就将东西放在我的课桌上或床头上。实在无法推辞，也只好收下，与同学们共同分享这些饱含深情厚意的食品。在今天看来这些东西真是微不足道，但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农民还能送什么呢？！这些也是他们的唯一所能了。我每天除了埋头读书，还要抽课余时间背诵黄家医圈的祖传秘方。每逢星期天我就邀约几个同学上山采挖各种草药。特别是每年的五月端午节、七月半和八月十五，十里八村的农民，络绎不绝地来到学校，要请我带他们上山识药，借机会学得几个常用的单方、验方之类，在紧急时候应个急。但我只有一个人，又不能分身，谁早来就被谁抢走了。后来的总是随跟步脚地往山上赶，无论任何要找到我。

一眨眼，三年过去了。1965年9月，我初中毕业考入了巧家县最高学府——巧家县第一中学高中部读书。从小学考入初中时，我并没有感到有什么根本的变化，我只是从大药山的东北面来到西南面，学校仍然在乡村里，上山采药的山仍然是大药山。考入中学后，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由乡村来到了县城，从高山来到了金沙江边。巧一中的前身——巧家县崇仁中学，是国民党云南省政府财政厅厅长陆崇仁先生于1939年捐资创办的，在全国乃至全省都颇有名气。这里有最好的老师，有全县一流的教室、实验室、图书馆，有来自全县各区乡的同学……我觉得这里的一切都是新鲜的。巧家县城所在的坝子是金沙江冲积形式的。坝区海拔只有700米，气候炎热，就连冬天都温暖如春，这对于我们这些缺衣少食的穷孩子，尤如送来了天然的冬衣，不再为受冻而担心。学校隔壁玉屏山下有一个冬暖夏凉的大龙潭，从平地涌出的泉水有每秒近一个立方米的流量，泉水清澈透底、甘甜可口，随着街道流经全城。巧一中的师生每天早晚都饮用龙潭的水。从高山来到县城的学生，经过龙潭水的保养，皮肤变白了，人也精神了许多，好象变成了另一个人。这里的天地也广阔了。在这个新的环境中，我深感自己知识的不足，我如饥似渴地学习语文、地理、物理、哲学等各种新的知识。我在学校图书室爱不释手地阅读《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隋唐演义》、唐诗、宋词，阅读《悲惨世界》、《红与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中知道曹雪芹、施耐庵、罗贯中、李白、杜甫、白居易、三苏、司汤达、雨果以及司马迁、秦始皇，李时珍、诸葛亮、华佗……总之，我对古今中外的历史演变，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了较多较深的了解，掌握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哲学等方面的基础知识。这对于我继承和理解“黄氏医圈”理论有了新的升华。小学和初中阶段，我对黄氏家传医学理论的继承主要是从死记硬背父亲口传心授的“圈论”和药方的抽象到识药、号脉、配药、治病的实践；高中阶段我更多的是从号脉、开方、抓药、治病的实践中对医圈理论渊源的初步认识和思考。

读高中的时候，“黄传贵是小神医”的传闻更多了。因为我不仅为同学、老师和群众医治常见病，我还为一些患者治愈了疑难病症。家住县城的同学童吉兰的父亲，患尿路结石，小便有血，腰部剧痛，小肚子胀的鼓鼓的，又是打针又是吃药，但丝毫没有好转，通宵没法合眼，床上床下不停地折腾，痛苦万分。我用祖传秘方治疗不到半小时，小便就通了，老人便呼呼入睡，真是一道“灵佛”。后又服用我家祖传的几剂中药，结石被打下来了，有小豆那么大小，尿路结石完全被治愈。巧家县城郊魁阁梁子的农民谢建书，血尿不止，经医院诊断为“肾结核”，每次排尿都疼得叫爹喊娘的，抱着肚子在地上打滚，痛苦不堪，有人形容谢像初产妇生小孩一样。谢建书到巧一中找到我，双腿跪地请求救命。我给他两位药：二两炮通花根，一两鸡脚刺跟，叫他回家用水煎服。两天后，谢的尿清了，小便好解了。以后又服用了黄氏祖传的几付中药，谢的病完全好了。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因此，我的名声也就大了。

心随祖国   勿忘本色

我高中还未毕业，中国大地上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开始了。学校停了课，老师被揪斗，无数青年学生失去课堂学习的机会。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对于渴求进步的一代中国青年，内心感到茫然和无限的痛苦。但历史也给予了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经风雨、见世面的实践、锻炼和闯荡的良好机遇。文革初期，我作为学生代表集中到邵通地区参加九县中学的文化大革命。在斗争“牛鬼蛇神”、“横扫四旧”的运动中，我不忍心大声吼骂老师中的“牛鬼蛇神”，更不会去揪“牛鬼蛇神”老师的头发，吐“牛鬼蛇神”老师的口水或出手打“牛鬼蛇神”老师。不仅如此，我还常去看望被打得口鼻流血的“牛鬼蛇神”，给生病的刘常星校长和祏容超校长偷偷送去中草药，并在暗中流泪。因此，我被视为心慈手软的“保皇派”，由于在斗争“牛鬼蛇神”中“阶级立场不坚定，旗帜不鲜明”，选代表上北京见毛主席时没有我的名。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我加入了大串联的滚滚洪流之中，去经风雨、见世面。我背着行李，带着红卫兵袖章，打着战斗团的红旗，步行上千公里，从巧家山城到了省城昆明，又到达四川成都。我在武侯祠仔细地看、认真地抄写。我把《出师表》背得烂熟，试图从中领悟诸葛亮孔明的超凡智慧和治国安邦之策。我来的古都西安，不顾天寒地冻，一住就是几天。我几次参观了博物馆和碑林。我登上大雁塔，从不同角度和位置观览这曾经是十一代帝王定都的三秦大地，试图从雁塔提名的遗迹中找到黄氏祖先中了新科进士受赐宴之后的提名。我认真地考察西安的古代民居院落，力图找到在唐代为朝廷命官的黄氏先祖居住的遗迹，领悟黄氏先祖的神韵。我到了首都北京，登上了万里长城，认真地观览了故宫、天坛、地坛、颐和园，我感悟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触摸到了中华五千年悠久哲学、医学文化的脉搏。我到了山东曲阜，徒步登上了泰山，虔诚地祭拜了至圣先师孔子的灵位，领受着中华几千年师道的尊严。我拜祭了黄氏祖公弃官行医开创黄氏医圈理论的发祥地——福建省邵武市黄氏始祖“峭山公祠”。我考察了黄家医圈理论发展壮大的祖籍地——江西省的吉安府，在那里拜访黄氏族人，抄写黄氏族谱，寻求黄氏祖传医术的遗嘱。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故居韶山冲，走遍了这里的每一间房屋，还游览了屋前的水塘和如座椅环抱、周周长满青松翠竹的小山岗。我的眼前浮现出“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的风云壮阔的斗争场景。我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我到了硬骨头六连驻地，向解放军学习；到了大庆和大寨，向战天斗地、改天换地的工人和农民学习。我每到一地都认真地参观考察当地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使我开阔了心胸，扩大了视野。我从中华五千年的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中领悟到了黄氏先祖开创独特医学理论的渊源。

文革初期三年的时间，更是我进一步继承、学习和实践黄氏祖传医学理论的大好时机。大串联结束后，我回到家乡，在母亲的指导下，身背竹箩登上大药山采药。我走遍了药山的大小山岭和沟箐，采集了几百种中草药。我身背帆布做的大药包，走遍了家乡的村村寨寨，为老百姓诊治疾病，每到一处都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爱戴。村民们生了病，就到药山脚下的大石包黄家来找我。多数时间我不在家里，村民就是跑几十里路也要把我找到。我一边行医，一边考察了巧家大药山的中草药分布生长的状况。我从海拔680米的牛栏江边爬上4000多米的药山顶峰，详细观察记录每上升500米各种植物和中草药生长变化的情况。我采集制作了500多种植物（绝大部分是中草药）标本，其中有药山稀有的天麻、人参和灵芝草等。后来，我又把考察的范围扩大到金沙江、牛栏江两江流域和滇东北的乌蒙山系。我步行数千公里，考察了邵通的炎山、鲁甸的猫猫山、会泽的大海梁子、东川的落雪老厂、巧家的轿顶山、赖石山以及金沙江西岸的四川省金阳县、宁南县、会理县、会东县所辖的大凉山山系。我对滇东北及金沙江、牛栏江流域的中草药品种及其分布状况作了20多万字的记录，还在地图上作了详细标识。这为我后来撰写《中草药功效归类大全》等著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0年后，回滇东北老家拍电视剧《黄家医圈》外景时，我对这里的山山水水、树木药草还记忆犹新，如数家珍。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身为学生会干部和团支部书记的我毫无例外地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参加了学生的造反派组织，还当了小头目，在当时算是叱咤风云的人物。我在学生组织中以能言善辩著称，与不同观点的同学辩论起来声音洪亮，语言流畅，气势逼人，使对手折服。我还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唱歌跳舞无所不能。我随宣传队下农村、到厂矿……但不管到什么地方，我更重要的职责仍是一个能治病救人的医生，我每到一地总是义务为工人、农民拿药治病。

波折在诉说机会的宝贵

1969年的初春，乌云密布，寒风呼啸，一场暴风雪袭击了云岭大地。我参加的群众组织“站错了队”，我被列为清理对象，为了躲避“清理阶级队伍”的批斗，我被迫离开巧家县城去到四川省会东县大崇山乡新街农村躲避风头。当地群众知道我是会看病的黄传贵，都把我尊为上宾。四面八方的老乡都来请我看病，而且效果非常灵验。就连这里的区乡领导人也很关心我。不久，西藏军区到四川省会东县招收新兵，经大崇乡武装部长阮龙全推荐，我报名参军了。

说我当兵，可是一波三折。经阮龙全部长同意，我填写了报名表和体检表。体检的时候，量身高、称体重、量血压、测视力、胸透，样样正常，体检合格。我内心有说不出的高兴。哪知，在征兵办公室向接兵部队交兵时，我的报名表和体检表被抽出放在一边，而且在我的名字上方用红铅笔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云南省巧家县第一中学的黄传贵为什么会到四川省会东县当兵呢？听到消息，我很懊恼，就去找到了带兵部队的连长，连长向我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我都流利地作了回答，而且显得镇定自若，彬彬有礼。连长看到我身体壮实，人又机灵大方，早已从内心喜欢上了我。用什么办法把我带走呢？艾连长在思考着。“验收”，对呀，新兵当然要验收。这一天带兵的领导让刚刚入伍的新兵背上行装，在县城外跑了五公里，有一个新兵跑到半路就散了背包，行李拖拉一地，人也掉了队。带兵的说：“此人体力太差，退！重补一个。”于是，我作为候补新兵穿上军装，开赴西藏。

我当兵的消息不胫而走，一江之隔的巧家最先获知此事。由于派性作怪，有人竞横加罪名，说我站错了队，不能当兵，于是把我从西藏抓回了云南，并遣送回了我的老家。一路上我享受了不少特殊的“优待”。后经云南省委第二学习班调查审核，结果真相大白。最后批示：“我家庭历史清楚，本人问题清白。同意应征入伍，同意返回部队。”我再次穿上军装，又回到了西藏边防部队。也正因此，我比任何人都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部队生活。

军营为我撑起翱翔的天空

我来到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觉得一切都是新鲜的、神圣的，连天空中的阳光也格外灿烂。我决心从零开始，从头学起。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开始时很多人高原反应很厉害，呕吐、头昏、流鼻血是常事，我得益于终年在云南高原风里雨里、山上山下为老乡拿药治病的锻炼，身体素质好，高原反应虽然有，但不十分强烈，很快就适应了西藏高原的自然环境。齐步、正步、跑步等训练我都很快就掌握了，成为一名合格的新兵。我严格要求自己，一丝不苟地去做。在步枪、机枪的射击，手榴弹的投掷，攀登等的训练考核中，都取得了优秀的成绩。我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语录》、《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我都能倒背如流，我成为连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部队生活除了站岗放哨、出操训练、集体学习和开会外，其余时间都是自己安排。只要有空闲我就跑到连部的卫生室，卫生室就在连部旁边的一间小屋子里，卫生员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年纪跟我差不多。

我第一次去卫生室的时候，卫生员很和气的问我：“你看病吗？”我赶快说：“不，我不看病，我是来看你看病的”。卫生员笑了笑说：“你是新兵吧，农村来的？”我答应着是：“是”。卫生员没有再看我，自言自语地说：“新兵就是这样，没见过世面，到部队看什么都新鲜。”我仍然只是答应着：“是”。“爱看你就看吧，随便看。”卫生员面带讥笑地说。有了他这句话，我每天有空就到卫生室，看卫生员给连队的官兵看病。时间长了，卫生员就有点烦了。但我又偏偏不在乎他的脸色，还是每天都去。

有一天我去的时候，卫生室坐了好几个人，卫生员正在给一个老兵看病。另一个老兵走进来高声嚷道：“卫生员，我的腰痛越来越厉害了。你昨天给的药，根本就不管用。”“怎么不管用？上次你不是说服了很好吗？”卫生员说道。老兵高声说：“上次管用，可这回就是不管用，你再给我换点别的药吧！”卫生员为难地说：“一个小小的卫生室，还能再有什么药？”我看着老兵痛苦的样子，大着胆子对老兵说：“你的腰怎么不好？我给你看看吧。”老兵用诧异的眼光看着我，问道：“你懂看病吗？”我说：“当兵前在家里学过医病。”卫生员抬起头来上下打量着我：“怪不得你老来看我看病，我还以为你是来看新鲜的呢？原来同行看门道来了。”我赶紧说：“我是想多学学，多学学。”老兵将信将疑地说：“你小子会看，那你给我看看。”老兵说着就要解衣服。我说：“不用脱衣服，我看看脉就行了。”卫生员不解地说：“看脉？他是外伤，是外科。”我说：“不管内伤外伤，我只要号脉就成。”我坐下来，认真地为老兵号脉。老兵看着我迫不及待地问：“怎么样？有办法吗？”我肯定地回答：“我有办法给治好，你等着。”我走出卫生室，到后面的山坡上采了一些草药交给老兵，告诉他用水煎服。老兵不相信草药根根能治他的腰痛，怀疑地问：“你不是拿我的身子骨开玩笑吧？”我严肃地说：“我哪敢呢？我保证这些草药对你的腰痛有用。”老兵还是不信。我只好拿着草药上炊事班，向班长罗通孝说明情况，用锅将中药煮成水，当着老兵的面我先喝了几口，老兵也是腰痛难忍，皱着眉头将药喝了下去。第二天一大早，老兵大声吆喝着找来，说他昨天吃了药腰果然好了不少，一定要我再给他找些草药服用。服用几天草药后，老兵的腰痛全好了，这下老兵高兴了，逢人就说：“那个叫黄传贵的新兵蛋子，还真有几手绝活。”

老兵的腰痛被治好了，我会看病的消息在几个连队间不胫而走，找我号脉看病的人越来越多。有些没有病的人也要找我号脉。后来就连住在师部医院的病人，也悄悄地跑出来找我看病。来的人多了，我就忙起来，有时候连休息也有人来找。熄灯了，还有人来敲门。

一天中午，一辆军用吉普车开进了我们连队的小院子，通讯员急冲冲地跑来喊着我的名字：“黄传贵，快快，跑步去连里。”我快步跑到连里时，立正喊了声“报告”，一个背对着我的人转过身来，他中等身材，面色严峻，身上的军装已旧的褪了色。一看就知道是个当官的，而且不是小官。连长悄悄告诉我：“这是副参谋长。”副参谋长上下看了看我，问道：“你就是黄传贵？”我回答道：“报告首长，我叫黄传贵。”“听说你会号脉看病，也给我号号脉？！”连长小声说：“小黄，给首长好好看，千万别紧张。”我坐在桌旁给副参谋长诊了脉，又看看眼睛和舌苔。我恭敬而又自信地对副参谋长说：“首长，您的尿路有结石。”副参谋长用不信任的眼光看着我说道：“不会吧，我怎么不觉得。”“您身体好，现在可能反应不明显，再说，您的结石还很小，不很严重。不过也不能不治疗。”我十分肯定地回答着。副参谋长二话不说，坐车走了。又过了两三天，连长连吼带叫地喊着：“黄传贵，你过来！”连部里站着气呼呼的连长和一脸冰霜的副参谋长，一张检查单放在桌子上，上面写着：“尿路检查无结石现象。”连长指着检查单吼道：“黄传贵，你对我也开起玩笑来了！”我放下单子，坚持着：“首长，你现在的情况，一般检查可能就是查不出来，我建议您去做一个造影检查，再拍一个片子，这样，会看得清楚”。连长火气十足地问道：“要是还查不出来呢？”我自信地回答道：“不会，肯定能检查出来的。”副参谋长一声不响地拿着检查单，坐上车走了。过了一个星期，连长在路上叫住我，笑嘻嘻地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小子，还真是行。”原来那位副参谋长去做了造影检查，从不同角度拍了几张X光片，终于在一张片子上看到了尿路结石的影像。这件事情过后，黄传贵会号脉，而且看病很准确的消息很快地传遍了整个部队。引起了部队首长和组织的关注，随后我被任命为陆军第十一师三十一团卫生队助理军医。消息一下子传遍了十一师，我所在的连队人人都感到无比自豪，大家都向我祝贺。从此，我名正言顺地进入了祖国的医务行业。

当我细细品味心中的感受时，最令我心满意足的是，我在家乡十几年随父亲刻苦学医，不断为乡亲们诊治疾病的心血没有白费，我在家乡多年的梦想今天开始实现了。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在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努力学习，争取进步，刻苦钻研，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光大黄氏祖传医学理论，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军队和人民。从此，我成了部队的大忙人。团长找我看病，师长找我看病，战士找我看病，但更多的是部队驻地的藏族群众来找我看病。刚噶大桥的建设者们更是把我当成自己的医生。

说起我在部队为藏族群众治病，有说不完的感人故事。甲格台热村离部队所在地不远，这个村的藏族同胞认识炊事班的老班长罗通孝，藏民生了病就请老班长带着来找我。刚结婚不久的藏族青年白马达娃上山打猎的时候，把腰摔断了，伤势很重，卧床不起，连酥油茶也喝不进。这可急坏了他年轻的妻子，到处求医问药，但不见效果。还是老班长连夜带着我去到白马达娃家，诊脉之后，我给达娃内服汤药，外敷接骨丹草药。第七天上，达娃就可以下地走路，不到一月达娃行走自如，完全康复了。达娃逢人便说：“我服用和包敷了黄医生的药后，只觉得头脚发热，腰间格格作响，剧痛马上就止住了，好像有一股热水从腰间流过……”听来似乎有些神奇，但这确实是我第一次使用祖传的接骨丹秘方，连我自己都预想不到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从此，我才领悟到“秘方”的特殊含义。但我却给别人解释说：“是西藏的草药药力好，是藏族同胞的生长力强。”为了表示对部队的感激，对我个人的敬意，白马达娃带着他的年轻妻子和同村4个最漂亮的姑娘牵着羊、拿着最美的哈达来到部队驻地，部队收下了白马达娃送来的羊，回赠了丰厚的礼物，并设宴款待。我也爽快地收下了达娃妻子献上的哈达和藏族同胞的深厚情意。

多吉卓玛患了胃溃疡，多处求医治疗无效。从100多里外找来十一师三十一团卫生队，请我诊治。我用山羊肉，炖15克野棉籽给多吉卓玛服用后，胃溃疡奇迹般地给治好了。多吉流下感激的热泪。逢人就说：“解放军里有个神奇的黄医生。”她在感谢信中写到：“……金珠玛米，为我们藏族人民治病的黄传贵医生是名副其实的啊木基，我爱金珠玛米，你是我尊敬、向往的人……”我要到西安上学的时候，多吉从100多里以外赶来送行，为我献上洁白的哈达，流着热泪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离去……

“黄传贵医病很神奇的消息不胫而走”，部队官兵和藏族同胞找我看病的人也越来越多。于是我建议在十一师三十一团卫生队开设中药房，以便满足患者治疗用药需要。在队长李焕章和指导员姜元凯的积极支持下，中药房开起来了。药房的中药绝大部分是我自己采集、加工配制。卫生队的战士们都争着和我上山采药，他们都把我当作自己的老师，向我学习中医、识别各种草药。每年夏秋季节，我就带着战友们爬上涉水，到米林的雪山顶、松林中、山脚的雅鲁藏布江边采药，雪域高原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我和战友们的足迹。我一边采药一边行医，每到一地藏胞总是拦住我求医问药，我也很乐意地为藏胞号脉、开方、拿药。在西藏6年，换过几次防在过拉萨、白定、林芝、米林……我调到哪里，患者就追到哪里。我一边行医一边学医，比如米林的民间藏医不少，但他们多数都只懂得一些草药单方，对脉理医理懂得很少。认识我后，很多人都来求教，我耐心地教他们号脉、配方。同时，我又向这些民间藏医学习独特的藏族医术，藏民们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祖传单方和验方献给我。我们成了莫逆之交的好朋友。我还潜心调查这里的药源，发现了西藏高原特有的上百种中草药，如雪莲等。我欣喜若狂，把这些中药当作宝贝，采集后制成标本。

在西藏当兵行医的几年为人号脉看病中，有一件事情对我教训深刻，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军区文工团来部队慰问演出，文工团里有一位著名的藏族女歌唱家病了，我和首长十万火急地乘车赶到文工团住地，为女歌唱家看病。我仔细地为女歌唱家号了脉，我说出病情后，她觉得我看得很准。但要服用我开的中草药时，她用电话与西安的专家对我开的药方上的每味药都进行了核对，然后才放心地去抓药。药抓回后，有一味叫“胭脂”的药没有。这位女歌唱家说：“胭脂我这里正好有，我自己加进去就行了。”我当即强调说：“要是正宗的胭脂才行，过期或者受潮的都不能用。”女歌唱家解释说：“我才买的，质量是上好的。”我告诉她服法和剂量后，就与首长回部队去了。傍晚时分，首长开着车子找到我，气冲冲地说：“黄传贵，你开的什么药，女歌唱家吃了你开的药又吐又拉，连床都不能下了。他要是死了，我枪毙了你！”我正想解释点什么，首长不容分说一把将我抓上了车，以命令的口气说：“你赶快给我去救人！”我们赶到文工团住地，看到女歌唱家反映果然很厉害，她有气无力地躺着，脸色发白。我的脑子里飞快地回忆了一下上午开的药方，共十二味药，肯定了自己方子没有错。好在药渣还在，我赶忙把药渣从药罐里倒在一张旧报纸上，逐一清点，十一味中药都找到了，只有“胭脂”药渣不见。我突然想起，上午那位药没有抓到，是女歌唱家自己加进去的药。我焦急地问女歌唱家：“你的胭脂呢？”她说：“在床头上的小包里，我是按你说的剂量放的。”我打开小包一看，全明白了，她放进去的是化妆用的“胭脂粉”，而不是中药用的“胭脂粉”。她说服用了化妆品胭脂粉里含铅的物质中毒。我赶快用药给女歌唱家解了毒，又调整了一下新药方。女歌唱家服用后，第二天晚上照样参加了演出。

这一事件的教训我终生难忘，中药没有配齐，就草率地听信患者本人说有药的话，没有当场看一下“药”。好在药渣还在，及早找到病因，处理及时，没有出大事。医学的事情，人命关天，绝不能有半点马虎。

我在部队行医的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传统医药学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宝库，我决心探索出这个宝库的全部奥秘。我特别重视学习借鉴藏医的理论，拜访了这里的知名藏医。在和这些老藏医的交谈中，我发现藏医的医理药理与藏民族的宗教和文化紧密联系。于是我一次又一次地去参观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小昭寺等名胜古迹。当我久久地凝视飞檐金顶、雕梁画栋、气宇非凡、宏伟壮丽的巴达拉宫时，眼前浮现出了文成公主进藏的盛大壮观的情景，公元641年3月2日（唐贞观十五年正月十五日）唐太宗派礼部尚书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藏与松赞干布完婚。文成公主带去了大批生产工具、菜种、医疗器械以及经、史、诗文、历算、医药和工艺等书籍。因此，唐朝的文化、医术、艺术随着文成公主进藏的车马传到了西藏。我每次总是边走边看，边看边想，由布达拉宫想到了古都西安，由西安想到了北京的天安门、故宫；由西藏想到全国，由国内想到国外……我第一次萌发了这样的认识：黄氏祖传医学理论源于祖国博大精深的文学、医学和哲学理论，它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也是属于全人类的，一定要让这一理论更好地服务人民，造福人类。

随着知识的不断增长和实践经验的不断丰富，我才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学，然后知不足，”这句话的深刻含义。部队的生活使我体会到：“有了远大的志向，才有矢志不移的追求。”部队生活，是我的思想和人品都受到了锻炼，文化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我入了党、提了干，我正在走向成熟。丰富的实践必须有更科学的理论来作指导，我深感理论的不足，更准确地说，我对黄氏祖传的哲学医学理论的领悟和理解还非常之肤浅。于是我利用一切休息时间，刻苦学习哲学和医学理论。在部队首长的亲切关怀和我自己的努力下，1974年7月，我考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四军医大是全国的名牌医科大学，这里有一流的教授，有良好的教学和医疗设施，有国内外丰富的图书资料……我带着祖传的医学理论和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投入到这个具有中外医学理论的浩瀚大海之中。在这里，我系统地学习了中国传统的医学哲学理论，学习了祖国医学各名家的的经典著作，如《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医宗金鉴》、《伤寒论》等。在学习研究中医理论的同时，我又系统地学习了西医各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我用现代医学理论和传统的中医理论，进一步发掘、整理、研究黄氏祖传的医学理论，使之科学化、理论化、系统化。我对祖传医学理论的认识产生了一次质的飞跃。

1978年，我在四军医大毕业。由于我各学科成绩优秀和研究黄氏祖传医学理论有独特建树而被留校，在四军医大中医科进行医疗和研究工作。四军医大造诣高深的教授们对我丰富的医疗实践和独到的家传医学理论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对我的研究课题给予了悉心的指导，并经常与我探讨中医的重要学术问题。教授们意识到，黄传贵祖传医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将对祖国的中医理论产生重要影响，都说“黄传贵是一个前途无量的中医研究人才。”

挑战时代命题   敢于征服癌魔

我为了母亲，也为神圣的事业，1981年8月，我从第四军医大学调回云南军区。四医大的领导人和老师们都苦苦的挽留我，知心的朋友和同事们也劝我留下，争取出国深造。我对大家的好意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我毫不动摇地说：“云南是植物王国，也是中草药王国，我的事业在云南，我的根在云南，我的希望也在云南，我一定要回去。”谈到出国，我满怀信心地对同事们说：“国，我是一定要出的，但我出国不仅是去深造，而且要去行医、去讲学，向世界传授中国传统医学，传授中国民族民间医学。”

我回到云南省军区第一干休所工作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年迈八十高龄的母亲从家乡接到昆明。我还在四军医大时，曾几次提出接母亲到西安小住，但母亲不愿意离开牛栏江和大药山，她舍不得这里的山山水水，舍不得那里的树木药草，更舍不得十里八村的乡亲们。但这回母亲欣然同意了我的要求，是为了那15个秘方不失传，还是为了更远大的目标？母亲对外人从不谈有关祖传家医的事。但从母亲那慈祥而坚毅的眼神中，表现出了她要帮助儿子将黄氏祖传医术继承下来、发扬光大的决心和毅力。母亲要到昆明的消息一下子传开了，乡亲们闻讯从四面八方赶来为老人送行。哥弟、姐妹、表兄弟、侄子侄女、三亲六戚，长长的队伍，争着轮流将母亲从大药山的前面背着翻过大药山来到荞麦地，大家看到我与母亲上了开往巧家的拖拉机，乡亲们拉着老人的手，流着热泪，舍不得让她走。她是乡亲们敬重的长者，更是乡亲们离不开的、打心底里信任的医生。我和母亲拱手向乡亲们道别，乡亲们千叮咛万嘱托，久久不愿离去，齐声赞颂着可亲可敬的母亲。

坐拖拉机、汽车、火车，从云南的巧家到四川的西昌，母亲兴奋地绕道千里迢迢到了昆明。母亲的到来，给我的家增添了无限的温馨与幸福。我的两个孩子围着奶奶要听大山里故事；贤惠的妻子给递茶送送水，为母亲做可口的饭菜；我向母亲汇报当兵、上学的经历，汇报现在的工作和今后的打算。母亲的脸上浮现出幸福的笑容。我从母亲久久凝视儿子的眼神中，感觉到母亲心中还有千斤重担没有卸下。

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全家休息了，母亲便悄悄地把我叫到她居住的那间小屋，郑重其事地点燃蜡烛和香火。母亲走到阳台上，合掌仰望然闪烁的星光，默默地祈祷。经过一阵长久的沉默，母亲才回到屋里，将房门关紧，叫我跪下。望着跪在他脚下的孝顺儿子，母亲禁不住留下了热泪，他想起来早逝的丈夫，想起了艰辛的过去，想起了黄家医圈未竟的事业。……

母亲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式的中国农村妇女。他孝敬公婆，夫妻互敬，哺育儿女，和韦氏大妈团结和睦，把一个家管得有条有理、归归顺顺的；父亲去世后，她和韦氏妈不仅毅然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把大半生的精力放在培养子女的身上，要将黄氏的家业延续下去，而且挑起了黄氏祖传医学理论的传授重任。他一边行医，义务为乡亲们治病拿药，牢记和实践着黄氏的祖传医术，一边牢记我父亲的嘱托，在盼星星盼月亮地等待着我的“而立”之年，以便把黄氏的祖传秘方传给我这个黄家医圈当代传人。经过千辛万苦，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在母亲的眼里，我不但成了人，而且成了材。母亲认为，在黄家的门庭里，我完全成了一个光宗耀祖的新型人物，我当了解放军，受到了锻炼，又上了大学，有了高深的文化，懂得了现代医学理论，已不是前辈那种一字不识的民间医生了。望着跪在面前的我，母亲看见了黄氏祖传医学理论向前发展的光明前途和无限希望。母亲的泪是艰辛的泪，又是幸福和欣慰的泪。我跪着替母亲拭去泪水，母亲深深地叹息了一声，庄重而又严肃的说道：“我的祖先祖辈们，还有贵儿他爹，我向你们禀告，今夜子时，我已将黄氏祖传秘方，全部传授给了七儿黄传贵了，有星星月亮作证。”说完，她郑重其事地向我传授了剩下的那15个祖传秘方。我双膝跪地，虔诚地从母亲口中接过并用心记下了祖传的15个秘方，完成了黄家医圈当代传人的继承。黄氏祖传秘方中，有一个秘方叫“包块方”。为什么叫“包块方”呢？我反复思索着这个问题。由于先辈不识字，在我们行医的实践中还没有“癌”这个词，头脑中也没有恶性肿瘤这个概念。我的先辈把病人感觉到的疙瘩、肿块，以及用眼睛可以看到的，手能触到的异常突出物，统称之为“包块”，把治疗这种“包块”的方法称作“包块方”。我感到，用现代医学及祖传医学理论来分析认识祖上称为“包块”的疾病，包含着现代医学中的囊性和实质性肿块，也包含着癌及肉瘤。那么，祖上用来治疗“包块”的“包块方”，不正包含着治癌的因素吗！应该是这样。于是，我开始了新的探索。

癌症是目前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疾病之一。在世界各国医学界里，对癌症的研究，交相辉映着希望的曙光和神秘的色彩，多数研究的结果仍然是个未知数。我从报道中了解到，日本国的一位医学博士，早就在研究用中药治疗癌症了，这使我吃惊和不安。祖国的传统医学理论在异国光大生辉，但我们自己却落后在了后面。我一来到云南省军区第一干休所工作，就想立马搞科研。但是，干休所处于初建阶段，这里将是200户军队老干部安家落后，欢度晚年的地方，根本谈不上搞科研的条件。好在那个年代不是一切向钱看，人们精神振奋，劳动热情高涨。在政委李久锁和所长毕长友的带领下，全所工作人员组成了一支义务劳动大军，大家伐树、修路、卸车、抬砖、搬石、运沙、背水泥……日以继夜，干得热火朝天。老干部的住宿楼修建起来了，公共食堂修起来了，办公大楼修起来了，老干部卫生所修起来了……1982年所里的工作步入正轨以后，我在工作和劳动之余，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开始了“包块方”治疗癌症的研究。当时，工作条件艰苦，环境简陋，根本谈不上科研设备。没有经费，我回老家变卖了父亲留给我的那份家产，购置了一些简单的设备。在房前屋后养了些鸡、兔、鸽、鸭等动物。这就成了我的试验场地，开始了最原始的试验研究。

我首先进行了祖传包块方的药物疗效试验及毒副试验。我到山上采了各种草药，用一台手摇绞肉机将草药磨成粉，按照方子要求配制成抗癌粉。将四只小白鼠关在铁笼子里，笼子里放有装着抗癌粉的塑料杯和盛有清水的碗。头两天，小白鼠只吃水啃塑料杯。第三天上午，小白鼠吃去了半杯抗癌粉，下午把另半杯抗癌粉也吃完了。用水和抗癌粉喂鼠，直到小鼠长成大鼠，大鼠生下小鼠，小鼠长大发育正常。这说明抗癌粉无明显毒性，无副作用，对生长发育无影响。

我用公鸡作试验，观察抗癌粉对性功能的影响。我把一只大公鸡关起来，用水和抗癌粉人工喂养，三天后放出公鸡。公鸡一出笼便围着母鸡打转转。说明抗癌粉无毒、无副作用，对性功能无损害。

我用鸽子作试验，观察对神经系统的反映。用一支蒿酒和草乌酒分别擦在两只能从100公里以外武定县飞回昆明的鸽子头上，十分钟后从8公里外的火车站放飞，鸽子未飞回来。把4只能从武定飞回来的鸽子关在笼子里，用抗癌粉及水人工喂了4天，将鸽子带到武定放飞，鸽子比小车还先到家。60天后，这对鸽子各孵出一对小鸽子。小鸽子长到147天的时候，把两只小鸽子送到60公里之外的杨林放飞，另两只鸽子送到30公里之外的呈贡放飞，4只鸽子都安全的飞回家里。这说明抗癌粉对鸽子的神经系统、全身发育、生育无害。

我用鸭子作试验，大剂量观察毒副反应。用抗癌粉填食大鸭子3天，鸭子无异常表现，照旧呱呱叫。

我是在医大系统学习了现代医学理论及祖国传统中医药学理论的医生，因此我崇尚的是科学。我对黄氏祖传的医学理论并不盲从，我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我认为既不能把现在尚未认识的东西视为迷信，打入冷宫，也不能把自己懂得的一点知识玄学化，固步自封。对抗癌粉的研究，我并不满足于动物的试验，多次的动物试验虽然取得了一些数据，只能作现象看，况且人和一般动物终归还是有差别的，我还不放心，决定在自己的身上作一次药剂量的毒性反应试验，我把配置好的抗癌粉，不断加大剂量吞到自己的胃里，50克……100克……150克，一天吞服了450可，这是临床上50天的用量。我叫自己的搭档施廷荣医生守在我的身边，详细观察记录血压、脉搏、呼吸和心跳变化，我把自身的感受也记录下来。大家都为我捏着一把汗。认为我是在冒险，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但我深知，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我不冒险谁来冒险？连续观察16小时候，我的一切数据正常，未见毒副反映。证实了抗癌粉的安全性后，才决定用于临床。

我经过数十次的试验，终于在祖传“包块方”的基础上研制出了8组“黄氏抗癌粉”。这8组抗癌粉分为：手术后用的抗癌粉；手术后化疗用的抗癌粉；手术后放疗用的抗癌粉；手术后放疗、化疗中用的抗癌粉；放疗中用的抗癌粉；化疗中用的抗癌粉；放疗、化疗中用的抗癌粉；单一用的抗癌粉。

我治癌科研获得了初步的成功，消息一下传开了。但我知道这项研究能否得到人们的支持和社会的认可，还需要实践来检验。

传统观念中，“是癌治不好，治好不是癌，”这几乎成了定论。但对于那些患了癌症的人来说，是不愿意听那种治不好的论调，总是想方设法去寻找那一线再生的希望。一位被某医院下了“只能活一个月”结论、面无血色、皮包骨头、奄奄一息的老人，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来找我。护送老人的子女们流着泪恳求道：“黄医生，听说你有抗癌秘方，请你救救我父亲吧。”泪水里含着对我希望和信任。面对热的泪、热的心和痛苦不堪的老人，我毫不犹豫地将手指轻轻压在病人的脉位上，检查完后，我问：“这位老人叫什么名字？”“子女们替他答道：张长金。”同时抹去眼泪。“今年多大岁数？”“68岁”。仍是子女们替他回答。诊脉和了解病史后，我为这位先后四次被几家大医院诊断为“贲门癌”，并出现“淋巴结转移”和肝右叶中部有转移结节、右肺叶内有两个结节影等转移病灶的患者开了一付自己研制的“抗癌粉”。这付没有上药典的“黄氏抗癌粉”，向病人开出后，我的心倒有点忐忑不安起来，它给自己带来的是喜还是忧？我期待着这个时代命题的答案，期待着张长金老人的病情反应。一天，两天……我天天都去看望这位病人。服用抗癌粉20后，张长金的病情终于好转了！由不能进食到可以吃半流质饮食。继续服用抗癌粉，240天后，精神大大好转，体重由42.5公斤增至49.5公斤。经某医院三次拍片复查，见原病灶略有缩小，全身未见新的转移病灶。张长金老人对再生充满了希望。一年后的初夏，他竟让家人陪着他攀上昆明工人文化宫的九层楼观览春城风光。阳光下，我眺望着春城，一双眼睛由近到远，寻找着西边的小虹山。“你们看！那就是黄传贵住的地方！”他向家人喊道。一家人随着老人指点的方向朝小虹山望去了，眼里充满了感激的泪水……

谢兰玉是昆明水泥厂医务室的护士，45岁，1979年查处“宫内膜棘癌”，当即作了子宫切除手术。后又患“胰头癌”，再次手术。术中见肝门淋巴结有数个转移结节，术后化疗，因反应严重，只好停止。我看到她的时候，她正高烧不止，饮食不进，瘦的皮包骨头，体重由66公斤减少到49公斤。他正处于绝望之中。但这位在部队工作多年的老同志，现在病人膏盲了，都仍不改往日的幽默，她倦倦一笑对我说：“我接到马克思的通知了，要到老人家那儿报到去了。”我安慰着她：“没有必要那么悲观，我给你治治看。”“谢谢你，小兄弟！其实，我也不想死，总是放心不下两个孩子；但不死不活的又苦了我的老头子……”她望着日夜守护着自己的丈夫于传印，眼里滚出了热泪……是谢兰玉自己要求出院，一出院就让丈夫找我要药吃。谢兰玉服用黄氏抗癌粉后，疗效极为显著，病情极为好转，全身状况得到了改善。体温正常了，能吃饭了，睡眠也好了，全身有了力气，能下床走路了。三个月后到医院B超及胸片检查，报告上写着“肝肺内未见转移病灶”。血色素由6克上升到9克。原来肝、脾肿大，现在正常了，体重恢复到了66公斤，气色很好。能在家里做饭、上街买菜，外出探亲访友。真看不出她竟是患过癌症的病人。谢兰玉逢人便讲：“我住院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患你这种病的人，没有活上一年的。医生也说我身上的癌细胞恶性程度高，活不到4个月。如今两年多了，瞧我活得多好。”谢兰玉病好了，说明她患的不是癌症？是诊断上的错误？谢兰玉偏要较这个真劲儿。她非常认真地说：“我两次患癌，第一次是子宫内膜腺棘癌，第二次是胰头癌，是我们云南最好的医院也是最有权威的医院——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给我作的手术，CT、B超和病理切片是一致的。住院期间，我认识的癌症患者，到现在还活着的只有我一个。”

赵贵生是云南省外贸局包装公司的副经理，1984年下半年，赵自感腰酸，到医院检查诊断为：“腰、颈椎骨质增生。”治疗无效。1985年5月22日体检，B超发现赵贵生右肾大于正常两倍半。5月23日，某医院肾脏造影提示：“右肾占位性病变。”CT报告：肾癌。胸片显示：肺脏多个结节。6月6日，赵贵生转到北京某医院，做了右肾切除手术。进行了3个疗程，因全身反应重停止化疗。复查肺部病灶未见明显缩小，。11月18日他突然跌倒，以致半身不遂。急行CT脑检查，与某医院会诊，明确癌细胞向脑转移。医院高诉他的家属说：已无法治疗，最多只能有一个月的生命期。回到昆明后，1986年1月5日，赵贵生开始服用“黄氏抗癌粉”。两天后，痛止，左侧肢体略可活动。继续服用抗癌粉至5月14日，赵能自己站了。之后，能步行上厕所，能散步。CT片显示：“病灶较原来缩小”。8月中旬，赵贵生因肺部感染未能控制，不能进食，病情反复加重，8月25日病逝。后来，赵贵生的妻子一再向我致谢，她说：“老赵能活8个月，我们一致认为，这8个月是你给他的，是你的抗癌粉起的作用。”老赵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要我“一定要当面感谢黄医生！”

由于病人宣传，我家的宁静被彻底打破了。每天慕名而来的病人不下四五十人，多时达百人。没料到，“黄氏抗癌粉”的出现竟会产生如此大的诱惑力。我热情接待患者，一套不到40平方米的住房，既是接诊室，又是招待室。我在这儿为登门求医的人看病，为了患者，我再苦再累也心甘。可是我的妻子吃不消，她上大班，24小时一轮转，劳累了一天一夜，筋疲力尽，本想回家休息休息，然而，她什么时候进家，家里都是一屋子病人，屋里烟雾腾腾，满地是烟灰烟头。有人戏说：“别人家是高朋满座，黄传贵家是患者盈门”。早上六点就有人来敲门，晚上十一二点才走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我没有想到“黄氏抗癌粉”研制出来后，找我看病的人会那么多。连省外的病人都来到昆明找我。不但弄得家庭不安，而且我的精力也不济。而干休所一个小小的卫生所，根本没有接收病人住院的条件。为了治病救人，我左思又想，终于想出了一个新的办法：将病人登门求医，改为我外出为患者送医上门。凡是昆明市区的病人，我就让他们各自住在自己的家里，凡外地来的患者，我就让他们住在旅馆里，我办起了“家庭病床”和“旅社病床”。我定期巡诊，按时查房。每天下班后，我就骑上自行车，走街串巷，分期分批将所有分布住在各处的病人看视一遍，详细记录患者的病史，发病过程，治疗情况，用药剂量医疗效果等。星期天我便早出晚归，不少时间甚至到深夜才能回家休息。几个月下来，我的体重减少了。

我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水，总是不停地在追赶着什么，总是有赶不完的路程。说是治病，可又要付出惊人的体力和家庭的幸福。需要我治疗的病人是那么多，光号号脉就够我忙活的了，更不要说还要上山采药。有时为了采一种药，我要跑几山几岭才能找到。采回来后，还得自己加工配制。周而复始，日复一日地从晨光东露到月移中天。我顾不上照顾80多岁的老母，更顾不上妻子儿女。我究竟图啥呢？我总觉得，不光是为着物质享受和金钱名位，人活着总是要有一种精神。我时刻感到：在我心中有一种强大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我的祖辈都是不识字的民间医生，他们用血和泪摸索和总结了很多经验，但都因时代和条件所限，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今天，我幸运地赶上了好时代，军队送我上了大学，系统地学习了现代医学理论及祖国传统的中医理论。在恶性肿瘤危害人民健康的今天，我有责任把祖传的医学理论与现代医学相结合进行研究，奉献给人民，服务于人民，造福于人类。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的志向，也是作为一个军人应该具备的胸怀！我的实际行动，感动了干休所的离休老干部。这些在战争年代南征北战，为国家打江山的有功之臣们，在生活上关心着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的“小黄医生”，在事业上也全力支持我。我在干休所建立一个中医门诊部，他们还呼吁争取了全军老干营建办的支持。1985年2月，“云南省军区第一干休所中医门诊部”正式成立了。中医门诊部的开设，为我征服癌魔提供了较好的科研条件和为患者服务的条件。干休所的门诊部虽小，但名气很大，患者全是慕名而来。最多的自然是云南省内的患者，临近的贵州、四川的患者也不少。此外，东北、西北、东南沿海各省区的都有。这所中医门诊设立一年半的时间，就治疗了18000例疑难病症，其中有2000人次是肿瘤患者。用黄氏抗癌粉治疗了上千例癌症病人，对那些较对口的340病例中，随访观察161例，其中男性104例，女性57例，存活的143例（男性96例，女性47例），死亡的18例（男性12例，女性6例）。

我研制的黄氏抗癌粉，经临床使用及体外培养的肿瘤细胞抑制、杀伤试验表明，确有治癌作用。该药物对所有恶性肿瘤患者都有控制病情发展、改善全身状况的作用，如止痛、止咳、止血、止呕、退热、镇静、安神、增进食欲等等。对不能手术、失去手术机会，西医又无更多治疗手段，或虽经手术但又复发、不宜再次手术的晚期肺癌、肠癌、食道癌、鼻咽癌、乳腺癌、子宫癌、肝癌等患者可以缓解症状，延长存活时间。有的患者，服药24小时便见初效，服药3至7天效果明显，服药15至30天病情便有所控制，部分患者瘤体有缩小趋势，持续服药100至300天者疗效更为明显。少数病例还有临床治愈的效果。

映日红花别样红

“在科学的道路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正像马克思所断言的那样，世界上每一项造福人类的科技发明，其道路总是艰难曲折的。但作为新生事物，他又具有无限旺盛的生命力。我的治癌科研成果和黄氏祖传的医术得到社会的认可，特别是1987年3月22日《中国文化报》连载李炬的长篇报告文学《忧忧在元元-治癌军医黄传贵的故事》及《北京晚报》、《香港新晚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云南日报》、《健康报》、《中国食品报》、《西安晚报》等报刊报道我的事迹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关注。全国各地的许多患者慕名而至，云集昆明，不仅干休所的中医门诊每天门庭若市，而且我的家里也终日患者盈门。为了方便军队老干部就诊，全军老干部办公室在北京白石桥42号干部门诊部为我专开设门诊，我每月1-10日赴京为老干部治病。不论在昆明还是在北京，我每天要接待、诊治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上百人，我每天收到求医、求药的信件上百封。我每天工作都在12小时以上。在每天高度的繁忙中，我来不及吃一顿安闲饭，常常是吃方便面充饥，无菜无汤。如此快的节奏，如此清苦的生活，如此高强度的劳累和工作，人不堪其忧，而我却不改其乐。我始终朝气蓬勃，乐观自信，任劳任怨，谦逊勤勉。我有自己的执著追求和远大抱负。我不能因为自己科研的初步成功而沾沾自喜。我要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进一步深化对黄氏祖传医学理论的整理和研究，要让黄氏医学理论和治癌秘方得到国家和权威机构的认可。我不能被超强度的劳累所压倒，我必须以钢铁般的意志和赤子般的爱心认真为每一个患者诊脉、看病、配药；我更不能被现实生活中的困难和曲折所压倒，为了减轻和解除成千上万患者的痛苦，我向上级有关部门递交了第36次报告，决心创办医院。

1987年3月的一天，我在北京巡诊。和往常一样，求诊的患者排着长长的队。这时，一位身穿毛呢军大衣、约60岁上下的女军官，在4名军人的护卫下，器宇轩昂、旁若无人地走到我的诊位前，直言发问：“你叫什么名字？是从哪里来的？”我听到声音抬起头，看了一下来人，答道：“我姓黄名传贵，从云南来的。”“你看我有什么病！”说着，来人一下坐到就诊椅上。排队的人群一下骚动。我照样为来者摸了摸脉搏，按了按指甲，再翻翻眼皮，看看舌苔，然后十分肯定地说：“首长，你患的是肠部肿瘤，手术后已经转移到肺和盆腔。”来者惊愕不语。你道此人是谁？他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肿瘤协作组组长、大名鼎鼎的周兰教授。周兰教授一言不发，离开了门诊部。当天晚上她却给我打来电话。她在电话里真诚地对我说：“你看得很准，我回来拍了片子，证实了你的诊断是正确的。”俗话说：“不打不成交。”我与周兰教授那次对话后，我们成了忘年之交。她把我叫到自己的家里，无所不谈，相见恨晚。周兰教授三句话不离本行：癌肿是目前世界上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疾病之一。根据国际卫生组织报道，全世界每年有590万人新患癌症，而死于癌症的患者约430万人。在我国有的地区，癌症死亡率已从第六位上升到第一二位。面对这一人类的“超级杀手，”人民征服它的的手段显得迟缓无力。我是一个治癌专家，而癌症却戏虐般地作巢繁殖，纠缠不休，这不是对现代医学的一种嘲讽吗？周兰教授满怀希望的鼓励我：运用中草药治疗癌症一定会有广阔的前景。一定要把黄氏祖传秘方挖掘、整理出来，变家宝为国宝，变家传为世传，这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一种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她希望我加快研究“黄家医圈”理论的步伐，扩大“黄氏抗癌粉”的临床运用，争取在中草药攻克癌症方面取得更大的突破。临别时，周兰教授向我许诺：她马上就向有关部门建议，迅速对“黄氏抗癌粉”的机理研究。她关切而又诙谐地对我说：“小黄你要知道，在科学领域里，未经论证的理论等于未领到遨游太空的通行证啊！”听力周兰教授的教诲，我犹如久旱的幼苗逢甘露，浑身充满无穷的力量，就像母亲给我传授祖传秘方一样，一个更加神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又一次压在了自己的肩上。它鞭策着我更加刻苦地学习、更加扎实地工作、更加深入地研究，朝着既定的目标，加快了前进的步伐。

1988年3月19至21日，对于我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发掘整理的“黄家医圈”概论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韩光部长组织专家论证通过。专家教授们称：“黄家医圈理论自成体系，别具物色，适用范围广，诊断准确率高，是祖国医学宝库中一块有研究价值的瑰宝，是应当深入发掘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我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黄家医圈”理论的研究成果终于得到了认可。这为我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民族民间医学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周兰教授，在攻克癌症的道路上，是她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久久地沉侵在“黄家医圈”理论论证通过的情景中，解放军总后卫生部的会议大厅里，坐着几十位德高望重的专家教授，他们用审视的目光看着我这个年轻的军人。在一片严肃紧张的气氛中，我镇定自若，用流畅简洁的语言阐述了“黄家医圈”理论：“黄家医圈”是黄氏哲学医学理论的简称，由于认识世间万事万物和人体疾病均以圈来定位，故称为“医圈”。它是黄氏祖先在与疾病的长期斗争中，不断总结自己和民间防病治病的实践经验逐步形成的一套比较独特而完整的宏观医学理论。“黄家医圈”医学理论是黄氏哲学理论——《圈论》在医学领域中的应用和体现，它是以《圈论》的“中生万物”为核心，以“天地八字”和“生命八字”为主要内容的哲学思想指导下建立的；所谓“圈”，是黄氏祖先认识自然界的基础和前提。黄氏祖先认为：宇宙万事万物都有圈，都存在于圈中。宇宙是一个大圈，人就是一个小圈。自然界万事万物都存在着各自不同的圈，并因此而形成大圈小圈、内圈外圈。它们之间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生相克，往复循环，奇妙无穷。所谓“天地八字”是指“圈、网、族、形、数、向、力、时，”这八个字是组成自然界万事万物共有的八个因素，是认识事物的客观条件，是方法论的公式化、模型化，是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所谓“生命八字”是指“物、神、性、气、血、道、光、温，”是黄氏祖先从宏观上解释生命现象存在的条件范围及相互关系。黄氏祖先认为：宇宙统一于生命世界，生命世界统一于物、神、性，并依赖于外环境的气、光、温，内环境的气、血道而产生、存在、消亡。

“黄家医圈”理论是哲学思想与医学实践的高度统一。在诊治疾病时强调“内外合一、五诊合参、分圈施治。”“医圈”集天地之灵气，树生命之旗帜，融自然与生命为一体，主张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和谐发展。与现代医学相结合，无论在诊断、治疗，还是康复、保健方面，都展现出了它无穷无尽的魅力……专家教授们对“黄家医圈”理论并没有提出异议。但，从他们的表情和眼光可以看出，他们并不轻易相信我有理有据、有天不紊的陈述。专家们从古至今，从中国到外国，从历史、哲学、文学、医学、天文、地理、高分子化学、微电子学、力学等十几门学科的角度，提出了几十个问题，我用黄家医圈理论和现代科学的知识，以充分的论据，流畅的语言一一作了圆满的回答。更具有说服力的是，我的现场诊脉演示。我在下午一个多小时内，现场切脉诊断了11位患者，诊断的结论与现代最先进的医疗手段诊断的结论完全相符，准确率达96.4%。我诊脉识病的神奇效果，完全说服了与会的专家教授。大厅里紧张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鬓发斑白的专家教授们都与我握手交谈，向我表示由衷的祝贺！并争香请我为他们诊脉查体。

论证会后，我带着论证的结论，带着专家教授们的嘱托，带着周兰教授的期望，从北京急匆匆赶回昆明。一边研发“黄氏抗癌粉”一边请求建立一所中医肿瘤医院而奔忙，请示报告一份又一份地向有关部门递了上去。于是，1988年底，“云南南疆医院”在昆明建立。

1989年元旦刚过，迎着凛冽的寒风我站立在在这将是给海内外癌症患者带来福音的一个坐标中心，按照黄氏祖先的哲学医学理论认为“中生万物，中为物源。”因此，有了这个“中”，就会有一切。我异常兴奋，春城明媚的阳光驱散了严冬的寒气照射着我的全身，我浑身充满青春的活力。我弯腰抓起一把散发着温暖清香的泥土，拿在鼻尖上闻闻，然后伸手拔起一根毛绒绒的狗尾巴草在手中抚弄着。我转身钻进一排排低矮简陋却使我心驰神往的平房，从这间进那间出，俨然像一个远涉重洋归来的游子在浏览我的旧宅，又像土改时刚分得一片土地和房屋的贫农在观赏自己的胜利果实……。医疗器材需要购置，人员需要大量招聘，这一系列急需解决的问题都有钱，怎样来筹集资金呢？我决定边干边建设。我和同事们因陋就简，用几间平房作门诊部，另几间平房作药房，云南南疆医院就这样运转起来了。这里没有职工住房，也没有食堂，中午大家吃点自带的干粮或盒饭，晚上下了班时，各自骑自行车跑10多公里路回家。然而，这里有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不断涌来的患者，有我为每位患者耐心细致的诊断治疗，有同事们为患者的周到服务……总之，这里有癌症患者求生的希望。也有黄家医圈大展宏图的希望。

我是为着解除千千万万癌症患者的痛苦历尽艰辛而创办医院的。我决心为更好地服务于癌症患者拼尽全力建设好这所医院。一方面我利用到全国各地巡诊的机会等筹集建院资金；另一方面我和医院的同事们节衣缩食，节省每一项开支，把收入所得一点一点地积攒起来，采取逐步上台阶的办法建设医院。头两年我筹集200多万元资金建起了医院住院部大楼和门诊部大楼，上了一个台阶；不到五年的时间我又筹集了上千万元资金，建起职工住宿楼和黄家医圈科研药厂，彻底改变了药物配制供不应求的局面，同时极大地提高了药物制剂的质量，又上了一个台阶；在不到10年的时间，通过我和同事们的艰苦努力，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建成了一所现代规模的医院。

这些还远远不是我创造的全部财富。10余年来，我诊治了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患者50余万人次，这些患者中以肿瘤患者为主。在南疆医院收集整理了各类病案10余万份，还收集整理有近300万字的各类资料。其中包括《黄氏抗癌粉治疗癌症370例的临床疗效观察小结》、《“黄家医圈肺癌康”治疗肺癌448例的临床观察》，以及《黄家医圈典型病案选登》等多篇学术论文。我们的实践为中国乃至世界用中医中药治疗癌症的课题科研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和宝贵的经验。这才是我创造并奉献给人类财富。

家宝国宝   人类之宝

我认为，一个人的成功不是真正的成功，要造就千百万人的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因此，我正为这个目标拼搏着、奋发着。我并不满不满足于黄家医圈理论的论证通过，我要变家宝为国宝，便家传为国传，服务于中国人民；我也不满足于用祖传“包块方”治疗癌症研究的初步成功，我要树起中国民族民间医学理论的旗帜，使中国传统医学走向世界，造福全人类。早在1989年，我就在《卫生软科学》杂症上发表了《浅谈民族民间医药学在我国当代医药学中的地位及其发展》的论文，第一次提出了“中国民族民间医药学”的概念，并对这一概念作了准确界定。将“中国民族民间医药学”与祖国传统的“中医药学”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对中国当代的医学结构模式及其形成的历史渊源、发展现状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对“中国民族民间医药学”在中国当代医学中所占的地位、存在的价值、发展趋势和抢救措施等作了充分的阐述：民族民间医药学博大精深，是祖国灿烂医学文化中的瑰宝，它在我国当代医学中有着重要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在我国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的农村，更具有现实的重要作用。民族民间医药学的源流在民间，潜力也在民间。中国的民族民间医药学处于自枯自荣，自生自灭的状态之下，亟待抢救、整理、发掘。我把中国的传统医药学作为一个面，把民族民间医药学作为一条线，把“黄家医圈”作为一个点，希望以这个点带动一条线，以这条线去影响一个面，从而推动祖国医学事业的全面发展。从那时起，我就确定了这个远大目标，并为实现这个目标坚持不懈地努力着。通过多年的探索和认真研究，我提出了中国医学的架构理论，即把中国医学分为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两条主线。传统医学又分为中医、民族医和民间医；现代医学分为传统医学现代化部分、西方医学东方化部分和东西方医学结合化部分。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医疗卫生现状，我提出了面向21世纪在我国人人享有医疗卫生保健网的结构模式，即大城市人口集中的地区以西医药为主，中医药为辅；中小城镇及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以中医药为主，西医药为辅；人口散杂居住的广大山区和农村，以民族民间医药为主，其他医药为辅。

在健康保健上提出了十大平衡理念。提出了“中医是国医”的理论，引起医学界专家的高度重视。这一切探索和研究，为丰富祖国的医学理论宝库作出了积极贡献。为了证明和实践我提出的医学理论，我成立了“云南黄家医圈中医药研究所”，成功研发了72个中药产品，其中2个获国药准字号，3个获国家发明专利，67个获地方和军队医院制剂批号。开发的新药已治疗各种肿瘤和疑难杂症50余万人次，覆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品参加国内外中草药科技展览获12项金奖、9项银奖。创办了在全国公开发行的刊物《中国民族民间医药学杂志》；我倡导成立了“中国民族民间医学会”，并荣任副主任委员，有委员7000余人。为了培养中国民族民间医药学人才，经云南省人民政府同意、云南省教育委员会批准，我分别于1994年、1998年在云南昆明创办了民办“东方民族民间医药学院”（后改为“黄家医圈东方联合学院”）和“云南中医药中等专业学校”，面向全国招生，我担任这两所院校的校长，并为学生授课。经过14年的努力，学校不断发展壮大。学校占地面积149.5亩，校舍建筑面积58232平方米，学校又在校大专、中专学生3300多人，有专职教师136人，其中本科学历114人，占教师总数的83.8%；高职73人，占教师总数的70%。学校有图书馆，图书总数14.85万册，其中藏书4.15万册，电子图书和电子期刊10.7万册。学校有篮球场、排球场、足球场和300米环形跑道的田径运动场，运动场地面积达1.63万平方米。学校有实验大楼一幢，设有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各种实验室，以及多媒体教室、电教室、语音室等设施。学校有实习基地41家。办校以来学校毕业生总数达到3897人，毕业生就业人数在95%以上，为国家培养了一批适应社会需求的中医人才。初步实现了黄家医圈“办学兴医、办学强国，治学为公，良药救人的办学宗旨。”我荣获国家教委颁发的“全国民办高校创业奖”。我先后编写出版了《黄家医圈概论》、《中医肿瘤30年》、《中草药功能归类大全》、《云南药用植物大全》等著作。最近，我又倡导成立了“云南省医学哲学研究会”，首批吸纳了全省医药卫生事业单位，医学与哲学的科研、教学机构的部分专家、学者和热心于医学哲学研究的中青年知识分子500多人。我被推选为会长。

为了更好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健康服务，我把“黄家医圈”理论的深入研究与广泛实践推向了全国，推向了世界。“黄家医圈”理论通过论证以来，我抓紧进行黄氏祖传医学哲学理论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经过15年的艰苦努力，经过20多次修改完善的《黄氏圈论》于2003年11月30日经中国民族医药学学会、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中医医药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作家协会等九个单位的专家在北京论证通过，专家认为：《黄家医圈》是具有原创性、独创性的医学哲学体系，具有较高的医学哲学价值。我将黄氏祖传医术的神奇疗效与现代医学理论相结合，在医疗实践中，取得了较丰富的经验，应邀到全国各地，进行了数百场诊断治疗的现场演示和学术报告，为数十万患者诊治了疾病。我在全国先后建立了89个科研协作网点（或门诊部），在北京、各省会城市、香港、德国、泰国建立了合作，在云南省成立了黄家医圈制药有限公司、黄家医圈医药销售有限公司，已经形成了医疗、科研、教学、生产、营销为一体的集团化产业。1997年，中央电视台先后4次播出了20集电视连续剧《黄家医圈》，向亿万观众展示了一曲时代精神的赞歌，闪耀着民间医学的绚丽光彩。

黄家医圈作为一项造福人类的事业，已经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1993年，我应邀参加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办的“中国医药卫生科技成果展览会”，黄家医圈研制的新药“黄氏保肝冲剂”、“黄氏胃仙丹”“黄氏包块方抗癌系列药品”在此次国际展会上荣获三项金奖。展会期间，除了为印尼副总统、总统夫人，印尼三军司令等军政要员诊治疾病外，还为印尼人民进行义诊，受到印尼人民和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评。“印度尼西亚中医学会”、“印度尼西亚中国成药商会”分别赠予我“东方神医”和“黄家医圈造福人类”的金盘和金匾。之后不久，我再次应邀访问印尼。先后到印尼第三大城市三宝垄、南部大城市泗水和巴厘岛巡诊，每到一处，都被患者包围得水泄不通，没有一刻空闲。直到回到雅加达，患者仍然不断涌来，临上飞机回国了，机场还涌来一批病人要求诊治。此次出访在印尼各地引起了轰动。“昆明日报”以《黄家医圈-技惊千岛之国》为题作了专题报道。

应邀访问最多的是泰国。仅1994年就去了两次，而1995年那次印象最深。在泰国举办的《95中国医药卫生以及实用技术展览会》上，我研制生产的“黄氏包块方抗癌系列药品”、“黄氏胃仙丹”、等项成果荣获国际展览会金奖。我本人还获得了“最佳医德医风”金奖。这次出访，我应邀为泰国三军总司令威洛.盛沙匿上将、枢密院大臣实.沙域诗空军上校、卫生部副部长施兆雄、《泰叻日报》总裁甘蓬、正大集团总裁谢国民、向日葵集团总裁马武南、泰警察中将、内务部长、财政等军政要员诊脉查体。两个月后，泰国最高统帅威洛、盛沙匿上将又致函中国驻泰大使，再次邀请我赴泰为《泰叻日报》主编治病。也就在这一年，我研制的“黄氏包块方抗癌系列药品”经泰国卫生部批准，同意准入泰国市场。随后，泰国的陈振瑞先生亲自率团参观考察了云南黄家医圈集团。1996年6月，陈先生的帕他那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赞助的20集电视连续剧《黄家医圈》正式开机（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有黄家医圈制药有限公司与泰国帕他那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创办的“黄家医圈中泰药业有限公司”也于1997年初挂牌成立。好事连连，事业越做越大。事情越办越顺，为什么？真实就是力量，黄家医圈理论和医术的“神奇”征服了国际友人。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力的不断增强，我们与外国的交往日益增多。有远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去寻求发展，已成为一种趋势。经济发达的欧洲已成为我们的首选。

2005年8月22日至9月10日，来自中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美国、加拿大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家医疗、科研机构、学术团体和生产经营企业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应邀代表中国医疗专家向大会致词，并为大会作了《中医药在世界传统医药中的地位及其发展》的专题报告。我为与会代表和德国医疗专家、欧洲市民作了20多场中医诊断医技演示，为上百名慕名而来的求医患者诊脉治病，我用切脉的方式在很多短的时间里准确地将患者的病情诊断出来，使欧洲人感受到中医的高超与神奇，惊叹不已，给参会的各国专家学者和德国当地的民众留下了极度为深刻的印象。云南黄家医圈集团与德国杜伊斯堡市签订了开展中医合作项目意向书。我欧洲之行后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黄家医圈就接待了数批前来治病的德国患者。德国中医学会主席葛瑞腾博士和德国柏林针灸培训学院院长武艳萍女士先后到云南黄家医圈进行访问，我们双双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

2005年10月，黄家医圈集团投资成立了“欧洲中医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TCM）”。

2005年9月30日以“云南中医药问路欧洲”和2006年7月14日以“黄家医圈将落户德国”为题作了报道。

黄家医圈在美国、德国、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公司和门诊部。黄氏祖传绝妙的脉诊手法和神奇的医疗效果，使国外的患者心悦诚服，大家称之为“东方神医”。不仅在亚洲，而且在欧洲、美洲、大洋洲都有一定的影响。

情系人民   爱洒神州

将世传的“黄氏医圈”中对现代社会有启迪的部分整理成文，并公诸于世，变家宝为国宝，变家传为国传，为中华民族的健康事业服务，是我终生的夙愿。我已经履行了并正在履行着这一诺言。一年365天，我几乎都被患者包围着，从没有休息过星期天和节假日。但仍然无法满足患者的需求，患者总是在天亮前就排队等待着挂号，有的患者甚至凌晨三四点钟就到医院排队挂号。为了得到我的诊治，不少患者就想出了一个急诊住院的办法，患者深夜到住院部以危重病人为由，临时住进医院，待我查房时求得诊治。面对众多的患者，我总是急患者所急，想患者只想，把吃饭的时间、休息的时间都用来为患者诊治疾病，为患者解除痛苦。晚上，我要拆阅患者来信、来电到深夜，为患者开方配药。我每天睡觉时间只有四五个小时。我阅读着全国各地患者求医的来信，对那些卧床不起的患者更加同情，这些患者千里迢迢赶赴昆明多么不容易啊。于是，我采取在院治疗与巡诊治疗相结合的办法，每月安排一定的时间到北京和全国各地巡诊。我到外巡诊，总是人还未到，号已挂完。因此，我一下飞机（或下车）就顾不上休息，忙着为患者诊治，我真是到了“寝食难顾”境地。

我在事业上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家乡人民的关怀与支持，我不能忘记家乡的故土情和人民的养育恩。我时刻关心着家乡的建设事业，总想用自己的爱心为家乡的事业做出一点奉献。我应中国邵通地委、邵通地区行署邀请到邵通作报告，为离退休老同志和机关干部、居民义务诊治疾病。十几年来，我捐资几十万为家乡修路、建桥；资助家乡教育，建立了“巧家县黄家医圈教育基金”；已奖励了优秀学生180人，先进教师783人，共颁发奖金近十万元。捐资为革命烈士李国柱、吴澄建塑铜像。还捐助了10多名成绩优秀的山区贫困孩子上中学、读大学。黄家医圈为99中国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捐资120万元，修建世博会倒计时钟。黄家医圈在世博园中国馆设立了展室，在广场建造了永久性的“世纪宝鼎”，向海内外嘉宾展示了黄家医圈的医学理论与实践。

有人问我，是什么给了我创造事业、服务患者的无穷无尽的力量？我思之再三，觉得是“仁爱之心”。也许从我身背母亲上长城的真实故事中可以揭示出自己的心迹。我背母亲不止一次，背老人也不止一次，但唯独背母亲上长城传为佳话。不知经过多少次的动员，我终于说服力84岁高龄的母亲，愿意和儿子一道去皇帝住过的地方——北京走走。1988年8月29日，我陪着母亲到了北京。老人家腿脚不好，一连几天，我背着母亲游览了天安门广场、故宫、天坛、颐和园……所到之处，中人瞩目，照相机、摄像机纷纷抢拍下这个罕见的镜头。我背着母亲游览天坛公园时，一位外国朋友主动把雨伞伸过来，替母亲遮雨，自己冒雨行走，并连声赞道：“华夏美德！华夏美德呀！”我从内心十分感激这位外国朋友。9月2日，我陪母亲来到八达岭。“妈，这就是中国的万里长城，我背你上去。”我指着高高的长城说。“不上去了。长城这么高，这么陡，我在下面看看就行了，”母亲推辞着。“妈，你一生就来这么一次，还不上去看看！”我说着就蹲下身去把母亲妥妥贴贴地背在背上，一步一步往长城上走去。母亲看着汗流浃背的儿子，心里热乎乎的，话也多起来。“贵儿，你背着我，妈就想起你在家乡背老人的情景。不知多少次，你背着五保户老人去医院。那时，你身子骨还弱小，我真为你担心！”“妈，这些事都是你教育我去做的嘛！”我打断了妈的话。“逢年过节，你总是让我把家里好吃的东西先给孤寡老人送去。冬天来了，你又叫我背柴给他们送去……”母亲听着我的话，欣慰地说：“贵儿，这正是黄氏祖先做人的德行。这些年来，听说你背过不少来医院就诊的大爷大娘，我的心里就很高兴。”是啊！我只要背上病人，背上老人，就像背上自己的母亲一样，就背负着一种希望。无论走得多么急，走得多么远，我也不觉累，我认为这是一种难得而又应当的报答，一种义不容辞的偿还！我把母亲背上了长城南北两峰，成百上千的中外游人把我们围得水泄不通，摄像机、摄影机对着我们不停的拍摄，把路都阻断了。

正是在母亲的哺育下，在人民的养育下，在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培养教育下，在伟大时代精神的熏陶下，培育出了我宽广的胸怀和人道主义的仁爱之心。我要像爱自己的母亲一样，爱我的事业，爱我的患者，爱我的祖国，爱我的人民！

我是一个穿着草鞋走出大山的穷孩子，是党和人民供我读完初中、高中、送我入伍奔赴西藏，又先后让我就读并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并在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成长为一名有突出贡献的中医专家。三十多年来，我曾先后荣立军队二等功3次、三等功2次，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中国首届百名杰出青年中医专家”、“中央军委保健会诊专家”、“全国边远地区优秀医学科技工作者”、“全国民办高校教育创业者”、“成都军区七五、八五劳动模范”、“云南省德育先进工作者”、“全国敬老好儿女金榜奖”、“全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第二届中国十大新闻人物”、“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全国十大科技英才”等众多全国性大奖，海外颁发给我的各种奖项则更是不计其数。这些成就和荣誉的获得，得益于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得益于党和军队的教育和培养，得益于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得益于黄家医圈的理论和同仁们的支持。我还明白，一切荣誉和成就只能代表过去，不能代表现在，更不能代表将来。我要把成就和荣誉当成新征程的起点和动力，脚踏实地走好今后的路。

今后的路当然不会是平直的坦途，更不可能会一帆风顺。我已经作好了征服艰难险阻的思想准备。“翻过大山的人，就有了大山的抱负；穿过风雪的人，就有了风雪的坚韧；涉过大河，就有了大海的胸怀。”这与其说是我的豪言壮语，还不如说是我坎坷人生经历的生动写照。三十八年的军旅生涯造就了我的今天，深信还会再造就我的明天。明天是回报党，回报祖国、回报人民的明天！这就是我明天要走的路，也是我要为之奋斗终生的宏伟目标。为了解救十三亿中国人民，特别是九亿农民和城市低收入者的病痛之苦，为了解除千千万万患者的疾病之忧，我决心高举民族民间医药理论的大旗，以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用大气魄、大手笔、大踏步的动作实现黄家医圈产业集团的跨越式发展，用黄家医圈的精湛医术造福人类，将我的融融爱心洒向神州大地。

我将用我的脚步、汗水和心血继续书写自己的历史，决心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的健康事业献出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